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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势文化中确实包含有许多污垢，但它有存在的权力和生存的能力。你可以践踏它，但你不能阻止它展示自己的文化魅力，而且正是她们那份悲天悯人的情怀，使得人们观照世界不再仅仅用适者生存的纯功利性的态度，而是具有了审美的无功利态度，正是这种独特的视角认知奠定了严歌苓在新移民文学中的独特地位。

论严歌苓对“弱者”生存的书写

张 莉

原载于《现代语文》

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2006年9月

严歌苓

费孝通在反思自己的学术道路时曾说，由于自己一生处在东西方文化接触中被欺凌的一方，因而能避开占支配地位的文化对别人文化的偏见，不认为世界格局中弱小民族的文化与“先进文化”格格不入，甚至强调弱小的“草根文化”或“小传统”的动力。这样一种态度其实不容易达到，强势者看上去那么堂皇、伟大，而弱者的寒酸和局促又是那样显眼。 [1]

二十世纪80年代的新移民作家们更多地沉浸在“黄金梦”、“美国梦”的书写中：从边缘挣扎描写开始，到主流胜利炫耀结束。从新移民文学的开山之作《北京人在纽约》开始，我们就隐隐感到一种焦虑的情绪——急于寻找华人在这个国家成功标记的焦灼心理，所以新移民形象大都是王起明式的“赢者”（强者）形象，仿佛只有发“洋财”才能显示中国人的成功，才能确立民族高大形象。一些书写主流社会中边缘群体的穷困、挣扎等生存状况的“草根文学”，描述的多是无可奈何的沮丧或堕落，骨子里充满了对西方观念的潜意识臣服。

只有那些如费孝通般深沉反思或体味到生活深处的作家才会有所不同，严歌苓就是这样一位杰出的新移民作家。 她没有参与大多数新移民作家“美国梦”的叙事，她坚持书写处于经济、种族、文化边缘的弱势群体，又明显地超越了“草根文学”对不得不输的弱者的书写，塑造了一批有特点的弱者形象。严歌苓对此有过解释，她说这个世界上到处都在宣扬非赢不可的强者，现代人也都在争取做社会的成功者、赢者，他们极力奉行着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中国人的务实精神。对于这些人来说 ，善良、温柔已不再是他们词典里的词汇，于是严歌苓忍不住要为弱者说些什么。她的小说不分民族、国界，写的大都是主流社会外的“边缘又边缘”人物。

一

严歌苓说《少女小渔》是 弱者的宣言。故事很简单，讲述一个姑娘为获得居民身份而进行的努力。中国人想在海外长期居留需要一张所在国颁发的永久居留证，而这对于那些没钱和没有特殊技能的人是很难的。其中有一条便捷的路径，就是出钱和当地人假结婚，争取到身份后再离婚。这种“绿卡婚姻”题材很多作家都涉及过，一般基调都是国外生活的艰辛和无奈。《少女小渔》却远远超出这些，严歌苓成功塑造的一个弱者形象——少女小渔，她属于那种别人占了她便宜，她只会笑笑、也认了的女孩。已在澳大利亚的男朋友江伟帮她办了出国手续，她就这样出国了。可他们什么也没有，小渔只能接受和一个意大利老人假结婚以争取有个身份的办法。当这成为事实后，提出并力主实施假结婚勾当的江伟感到很失落，无法忍受小渔和别人住在一起，可又没能力结束这桩假婚姻，时常找小渔的茬。无论小渔怎么温存体贴，他与小渔都有了那么一点生分，一点阴阳怪气的感伤，他的笑也变得有点尴尬、又有点歹意。委屈最大的小渔却没怎么无奈和沮丧，反而“觉得他伤痛得更狠更深，把哭的机会给他吧。不然俩人都哭，谁来哄呢。她用力扛着他的哭泣，他烫人的抖颤，他冲天的委屈。” [2]

对于意大利老人无赖式的敲诈行径，小渔想得最多的也是老人的难处，以为是自己毁了老人及其情人那一塌糊涂的幸福，心里惭愧起来。她偷偷地吃苦，偷偷地帮他们做事，拿钱买安静。最后小渔以她的温柔、善良、自我牺牲感动了意大利老人，唤起了他内心深处的自尊、善良。小说中黯淡生活窘境中闪烁的人性光辉煞是动人，小渔的存在使得世界有了温情，这温情给了老人把人当人的力量和泪花。

在著名长篇《扶桑》中，严歌苓也安排了同样的结构， 大勇——扶桑——克里斯对应着江伟——小渔——意大利老人。女主人公扶桑有点憨痴，作为一名娼妓不会叫卖自己，只会憨实的笑。对于周围的人和势力来说，她是个绝对的弱者，一生受尽屈辱，原来的丈夫是她的“奴隶主”，她只是他的玩物；爱她的人在“误读”中强奸了她。不过， 她拒绝被拯救，在拯救会里，白人给她换上宽大的白麻布衬衣，要救她出火坑。她好像不大稀罕这种拯救，而是宁愿被人当成小偷，宁愿再一次回到那猪狗不如的生存境况里去。那里才是她“活起来”的地方，穿上原来的皱巴巴的妖艳的红绸衫，她的魅力又回来了。如果隔绝了扶桑和自己生存环境的联系，她就失去了她东方情调的来源，没有了独特的魅力。

二

严歌苓讴歌的是这样一些弱者，他们善良而不争，在污秽、龌龊、野蛮的社会中闪烁着人性的光辉。小渔和扶桑都是这样的弱者，也许她们不是在有意识地自我牺牲，但是她们的确在承担人类的污秽。在她们的行为中，我们可以看到悲悯天下的情怀。在她们的概念里，“跪”是纯生物的姿势，并不似在文明社会中意味着卑屈、恭顺，她们对一切事物的态度都是那么单纯和诚恳，仿佛只保存了那份远古雌性的慷慨、宽恕和悲悯。在所谓的文明人眼里，她们或许有点蒙昧、简单，甚至还有点低智，而正是这甘愿放弃、不争的精神使她们闪烁着博大人性的光辉。

扶桑的被拯救不过是当下占据了话语权的西方文明对其他文明扩张的一种结果，它不乏同情，但缺少尊重和理解。同样当下民族或个体的弱势，也并不意味着失去了涌动不息的生命力量。扶桑拒绝被拯救，不是传统中嗜痂成癖的阴暗保守心理（陈思和语）在作怪。严歌苓赞美她，不是因为妖艳的红绸衫漂亮，也不是说扶桑只有做妓女才体现了东方文化的魅力。扶桑的野蛮、愚昧和落后是西方人（也包括越来越文明的所有世界人）眼中的。葛兆光认为所谓“文明”，“只是一种被传统与历史建构起来的，得到政治权力认同的，关于在一定的社会秩序中生活的常识和规则，当传统与权力已经确认它的合法性的时候，它就拥有话语权力，在人民不自觉地认同它的合理性时控制着人们的生活。” [3]

扶桑她们就是大地：无言，任人践踏，却容纳一切，生生不息。正是小渔使得龌龊的假结婚有了挽救一个人力量；与深沉厚重的小渔相比，江伟不过是个长不大的孩子。其实就像陈思和说的，严歌苓笔下的扶桑、小渔等弱者的艺术典型，“其证明的不是弱者不弱，而是弱者自有它的力量所在。” [4]

这种容纳万物的胸怀使扶桑和小渔超越了真/善、美/伪、丑/恶等价值系统，超越了世俗的一切条条框框。她们依照自己内心深处的呼唤生活，并进而放出光辉。这就是弱者力量的所在，他们身处下层，不得不承载着种种罪恶和苦难。“因为理解，所以慈悲”，他们中的一些人就博大到了慈悲，这慈悲呼唤着人性深处的善意，要人们超越无尽的罪恶和苦难、像人一样活着。意大利老人的改变、克里斯的真诚爱情，都是被女主人公的慈悲感化的结果。

通过小说，严歌苓告诉在梦想着成为强者的我们：其实弱者同样甚至更加重要，他们中的一些人真正明白怎么样才算活得像个人。 [5]严歌苓要写“弱者的宣言”，讴歌弱者，并不是她有什么苦难情结，要人们沉迷于苦难之中，都不要成功，都不要过好日子，她宣扬的是一种心态、一种精神，她要唤醒人们沉睡已久的原真本性：宽容与悲悯。这种思想其实就是庄子的“用心若镜”，就是说人应该“像镜子一样，映照万物之行却又不存万物之行，既不主动逢迎，又不有意逃避，应物而不累于物”。

结语

也许从浅层次上看，严歌苓很少观照新移民在海外的现实生存状态，但 我认为这种书写其实是对新移民在异国现实生活中的生存与调适的心态的更深层关注。也许对弱者的讴歌使她的小说有回归廉价的人道主义世界观之嫌，但“弱者的宣言”的确使人们对东方弱势文化的生存力量有了全新的看法。这是一个强者横行的时代，弱者没有话语权力，无法阐释自己，而且以现实的尺度衡量， 弱势文化中确实包含有许多污垢，但它有存在的权力和生存的能力。你可以践踏它，但你不能阻止它展示自己的文化魅力，而且正是她们那份悲天悯人的情怀，使得人们观照世界不再仅仅用适者生存的纯功利性的态度，而是具有了 审美的无功利态度，正是这种独特的视角认知奠定了严歌苓在新移民文学中的独特地位。

注释：

[1]参见费孝通：《我对自己学术的反思——人文价值再思考

之一》，《读书》，1997年第9期。

[2]严歌苓：《严歌苓文集·少女小渔》，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3年1月第1版，第6页。

[3]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 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

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第

254，184页。

[4]陈思和：《谈虎谈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6月，第216页。

（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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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于版面问题，个别段落略做换行调整

严歌苓小说集《海那边》

收录《扶桑》、《少女小渔》等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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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

《扶桑》20周年精装纪念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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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歌苓，著名小说家、编剧。年少入伍，曾担任文工团舞蹈演员、创作员，后赴美留学，获芝加哥哥伦比亚学院创意写作硕士，作品由中、英文创作，被翻译为十多种语言在全球发行，获国内外几十个重要文学奖项，多部小说被改编为影视作品。其作品题材广泛，主题繁复，叙事精湛，被评论家称为“ 翻手为苍凉，覆手为繁华”。

代表作：《雌性的草地》《扶桑》《白蛇》《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人寰》《赴宴者》《金陵十三钗》《陆犯焉识》《妈阁是座城》《床畔》《舞男》《芳华》，散文集《波西米亚楼》、《穗子的动物园》、《非洲手记》等。2020年发表小说《666号》、《小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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